一九八〇年二月，谈话进入关键时刻，纪登奎毫不犹豫。宋任穷与王鹤寿详细阐述了组织的意图后，他立即表态：愿意遵守中央的安排，支持辞职。这句话虽短，却意义深远。当时，他五十七岁，拥有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，步入政治生涯之路的他，如今却面临急速的转变。言语不多的他，来自山西武乡，1923年出生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便投身革命，历经地方工作和组织宣传等多重角色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在河南扎实推动各项工作，从县级一路升至许昌的领导位置。

改变他命运的时刻出现在1953年2月。毛主席南巡时，在郑州的一趟专列上与河南地委负责人交流，纪登奎恰好在场。主席首先询问他是如何来到河南的，纪登奎则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，并逐步汇报许昌的地形、人口和各种农业政策，以及有关合作社的具体情况，连小麦和玉米的亩产量和分配方式也一一列出。主席因而记住了他，此后每当来到河南，都要听他进行汇报。到了1967年9月，主席再次路过郑州，见到纪登奎时亲切称其为“老朋友”。这简简单单的四字，透露出纪登奎在位于中原并逐步进入中央决策层的特殊关系。

命运就在此刻发生了转变。1967年上半年，纪登奎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挑战，但他在主席面前并没有过多抱怨，只是平静地说受苦也能磨练人，总会过去。主席对此微微一笑。两年后，他在九大上以“革命干部代表”的身份发言，主席当众再次称他为“老朋友”。会议后，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，尽快步入中央工作。

但真正让纪登奎感到压力的，是军队职务。1970年底至1971年初，中央重组北京军区，他被调任政委。毛主席曾提到军委办事组已“板结”，需要“掺沙子”，而纪登奎正是被指派去的那位。可他一直从事的是地方行政工作，而非军事，因此接手如此重要的军职可谓艰巨。事后，他对儿子表示过这种担忧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，他主动向邓小平递交辞呈，尽管得到挽留，他仍坚持辞去的决定，并在家中说：“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掌握军权是不同的。”

他首先辞去军职，但党政职务依旧保留：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职位仍在。到了1979年夏天，他开始有了进一步辞职的念头，并向吴德商量过。吴德则建议他不要主动提及，应耐心等待组织的决定。1980年，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夕，中央派遣宋任穷和王鹤寿来沟通，首先对他这些年的工作表示肯定，接着明确表示为了调整政策，需要他辞去职务。纪登奎听后没有争辩，立刻表达了他“坚决服从中央安排”的态度。

这一刻，他真正的选择是退出。十一届五中全会后，会议批准了包括纪登奎在内几位领导人的辞职请求，解除或提请解除他们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。这个仿佛从许昌一路走来的干部，至此却停下了步伐。对于纪登奎来说，这一切发生得非常迅速。

两年后，中央安排他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事调查研究，职务为部级研究员。虽然职位向下调整，纪登奎的目光依旧聚焦在农村的农业发展上。他早年就是从县、专区一步步走来的，晚年时对土地与农作物的关注亦未告一段落。他曾有心要撰写两本回忆录，一本讲述自己的经历，另一本记录进入北京后的故事。然而，此事一直未能付诸实践。1988年7月13日，纪登奎因心脏病突发，在北京去世，而他计划的回忆录也未能完成。众多只能留在心中的往事，最终与他一起离去。回顾他的生平，最为艰难的时刻，不一定是在被提拔之时，反而是在坦然放下之时。面对劝辞，他选择毫不犹豫地说出那句“坚决服从中央安排”，这一决定，在灯下静静摆放的辞职信前，成为了他人生的最后交代。